安徽铜陵:熔旧铸新“铜都”变绿

“改革大潮澎湃。历史不允许我们再躺在产品经济上酣睡了……醒来,铜陵!”

时隔28年,再读这段文字,洪哲燮仍然激动难抑。那是1991年11月14日,铜陵报头版头条刊发长文《醒来,铜陵!》。洪哲燮当时任铜陵报总编辑。

彼时,位于安徽省中南部的铜陵困境待解:经济结构单一,污染问题伴生,资源枯竭弊病显露;一些干部改革意识不浓,企业经营机制不活、效益不高。《醒来,铜陵!》如石击水,激起波澜。舆论疾呼“醒来,不只是铜陵”,将铜陵思想解放大讨论引向全国。

在洪哲燮看来,这只是铜陵思“变”的前奏。近30年来,资源枯竭的压力与日俱增,铜陵人的神经日益紧绷,城市转型的探索从未松懈。2009年,铜陵被列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。

从记忆里时常下起的酸雨、冶炼厂飘向云端的黑烟,到眼前的水清岸绿,年过七旬的洪哲燮一路见证铜陵之变,“不断解放思想、自我唤醒,一次次成长、涅槃”。

走进铜陵,记者探寻到几个转型中的“断面”,还原“铜都”在观念更新与实践探索互相促进中熔旧铸新的道道履痕。

眼前与长远

啤酒厂高开低走,冶炼厂后来居上,迥异的命运,折射有定力才有竞争力的产业转型之路

一铜独大,有“铜都”之称的铜陵经历过辉煌。铜陵市发改委副主任方永杰回忆,上世纪90年代,铜产业产值一度撑起全市九成的经济总量。 

但亮眼的数据背后,隐忧已经浮现。矿山相继枯竭,“资源饭”不再那么好吃了。比如当时超期服役多年的铜官山铜矿,年产铜矿石从巅峰时的1.4万吨降至不足2000吨,效益骤减,却迟迟无法关停。

“5000多名工人加上家属,近1万人的生计从何而来?”在方永杰看来,企业盈利的能力弱了,负担却重了,“寻找替代产业的转型之思,当时已经萌芽,但到底往哪转,都在摸索,方向尚不明晰。”

最典型的案例,是铜陵当地最大的国有铜业企业——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(下称“铜陵有色”)。其下属的集体企业,由80年代中期的十几家发展到90年代中期的100多家,产品涵盖水泥、编织袋等方方面面。

更让人费解的是,一个铜业企业,在当时竟生产起了与主业无关的啤酒。铜陵有色工会副主席、2000年出任啤酒厂董事长的王列才直言,“做啤酒门槛低,短平快,技术工艺不难;啤酒厂依附铜官山矿山,水、电等费用全免。那时外地企业尚未进入,本地又无大品牌,产品销售火爆……”

市场起初确实如此,这款被称为“白鱀豚”的啤酒名噪一时,企业获利颇丰,人员安置的巨大压力也得到缓冲。王列才形容,“啤酒厂在当时就像一个可以兜底的蓄水池,懂行不懂行的都能进,安置了1000多人就业。”

而就在同一时期,引进高新技术、与国外合资的新冶炼项目——金隆铜业有限公司于1993年筹建。项目初创者之一、金隆铜业公司党委书记梁海卫回忆,“公司的做法在当时有些另类。”

另类在哪?金隆公司冶炼厂运行所需维修、物流等配套服务,全部向第三方购买,不安置一名无关人员;员工还得出资:筹建期间所有员工根据工资基数,每人每月扣除数十元到200元不等的工资,作为企业向员工借款以支持项目上马。

新项目看准的是冶炼产业升级的前景,但因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尚需时日,加之彼时铜产品市场萎靡,公司投产后连年亏损。梁海卫说:“很多人不解,相比啤酒厂的高回报,大伙倒贴工资搞了个赔本项目,图啥?”

时间是最客观的记录者:咬定目标抓攻关,21世纪初,金隆公司开始盈利,电解铜年产量由投产时的10万吨跃升至如今的45万吨,2018年盈利7亿多元;曾经风光无限的“白鱀豚”啤酒,则因人才、技术储备不足和市场冲击等原因,这时被迫停产。与此同时,此前上马的一大批短平快项目,也纷纷改制、关停。

“不能只图眼前,更不能盲目跟风,否则如同饮鸩止渴。”王列才感同身受,“转型面临方方面面的阻碍,必须有定力,眼前难题要考虑,但更要顾及长远效益。”

2007年,铜陵有色第一冶炼厂关停,时任厂长的王列才为它设计了新的替代产业——铜阳极泥和铜熔炼渣综合利用。从以往废弃的阳极泥、炼炉渣里筛选金、银等,加大资源循环利用。原厂大量人员通过转岗、技能培训等,加入新项目建设。去年,该项目实现盈利约5000万元。

在企业转型的迥异命运中不断摸索,铜陵人逐渐明晰了城市转型的路径:立足厚重的历史积淀,抓住铜产业,做足铜文章,把目光瞄向铜深加工、铜冶炼升级或半导体等与铜相关的产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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